感谢我曾住过香港底层
文·许骥
以下是我的故事，一个典型而土气的香江励志故事。
我永远都记得那天——2015年12月29日，搬出公屋。
翻开那天的朋友圈，我写道：“许多个夜，许多篇文，许多本书，都是在这张书台前经历的。感恩我有机会住在香港底层，像这座城市华丽裘袍下面的跳蚤一样生活。如今离开，最想说的四个字却是：再不回来！要用心生活，莫用力生活。柔而不弱，坚而不强。生命是修行，前途未卜，且行且珍惜。”
“要用心生活，莫用力生活。”“柔而不弱，坚而不强。”这两句话，当年贴在我书桌前的墙上。
天上微微飘着细雨，暮色临近。搬家公司的小哥，推着最后一车行李，和我一起等电梯。“我以前也住这里。”搬家小哥说。
“哦，是吗？”于是我们聊了起来。然而我并不惊讶，许多人都和我住过同一个屋邨，包括我的好几个同事。
就在那天早上，下楼买早饭。有位老人家和我一起搭电梯，正和我说自己在这里住了快40年。那时候我住的公屋外墙刚刚翻新，老人家说：“这一翻新，起码30年不会拆了。”
我住过的屋邨，叫大窝口邨。在香港，凡是见到“邨”字，基本上便可以判断是公屋——全称“公共屋邨”。
1965年的石硖尾
大窝口邨的历史十分悠久，早在1961年便建成入伙。那时候，公屋还叫“徙置区”。而徙置区的历史，则源于1953年圣诞节石硖尾的一场大火，令50000名从内地涌入香港的难民无家可归。为了安顿灾民，港英政府推出了徙置区，大窝口邨便是新界第一个徙置区。1973年，香港房屋署成立，将徙置区连同“模范屋宇会”、“香港屋宇建设委员会”管辖下的廉租屋邨等资源整合在一起统一管理，配合“十年建屋计划”，于是诞生了“公共屋邨”。
公屋自其诞生之日起，毫无疑问便是低下阶层社区——起初更是“难民营”般的存在。假如有机会翻身，便纵身一跃脱离低下阶层。香港有许多名人来自公屋，尤其是南区著名的华富邨，诞生过编剧韦家辉、香港小姐谭小环、作家王贻兴、歌手周华健、潮牌I.T总裁沈嘉伟、漫画家邱福龙、导演文隽等等。
华富邨因盛产富豪被视为风水楼
而假如没机会翻身，则成了报纸上常常讨论的四个字——跨代贫穷。为什么会跨代贫穷？因为围绕公屋的社会资源，包括学校、医院、商场、剧院等等，以及各种无形的资源，通常都不会太好。想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鱼跃龙门，真是应了专栏作家贾葭的那句话：“做好准备，牺牲一两代人。”
然而公屋却不是想住就能住。曾有香港朋友跟我说，住公屋是他毕生的梦想。因为公屋租金便宜，对于只求有瓦遮头的人来说，够了。由于太多人想申请公屋，所以公屋的批核非常苛刻，尤其是对入息方面的审查。我住公屋时在一家报社工作，以我的收入，是没资格申请公屋的，只能寄住在亲戚的公屋。
那时候常常感到生活无望，因为我的工资，倘使不吃不喝，一年能存下1平米的楼价。如果要买50平米的楼，就要辟谷50年。对我来说，想要咸鱼翻身根本不存在第二选择。香港只有三种职业赚钱多——医生、律师、商业。前两种职业是典型的中产职业，需要家底雄厚的家庭，经过十年以上的专业栽培才有可能行得通。因此我想要改变命运，唯一的路径就是商业。
2015年9月，我下海。3个月后，我搬出了公屋，租住私楼。
《变形金刚4》电影背景中的香港公屋
许多人问我的转型有没有纠结。作为一名前文青，我十分坦然地回答：没有。为什么？很简单。因为我是新移民，是外来者，是这座城市的边缘人，我没有资格谈自己喜不喜欢，爱不爱好。我从浙江西南的小城市来到国际都市香港，对我来说别无选择，只能埋头拼命向前冲——和每个时代的新移民一样。
今天许多港漂文青喜欢缅怀老香港的电影岁月，仿佛在那个时代能够在电影圈混口饭吃，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而时至如今，面对式微的香港电影业，多愁善感的文青肯定是有种伤春悲秋之感的。可是，历史的事实往往未必如文青幻想的那么诗意。
我见过好多香港老电影人，他们有的早已离开电影圈，有的还在里面混口饭吃。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绝大多数从业者毫无电影理想，更无远大抱负。他们之所以选择电影行业，纯粹因为上世纪70、80年代，电影在香港正是时代的“风口”，创造大量就业机会，只要是个人，进去就能混口饭吃，仅此而已。
至于说他们拍的片子，十有八九都是烂片，根本无人知晓。正如这几年内地红火的互联网创业一样，多数App都湮没在创业大潮里了。而文青缅怀的那些出类拔萃的香港电影，是经过大浪淘沙之后所剩无几的精品。
我想说什么？“新移民不是蝗虫，他们是平等的香港公民，且很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，每天拚命工作换取微薄收入。”对新移民来说，根本没有资格和资本谈什么梦想、理想，只有“生存”二字。什么赚钱多、什么赚钱快，就去做什么。在这个前提下，仓廪足而知礼仪。作为移民社会的香港，社会晋升通道始终打开，只不过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“风口”。倪匡、金庸若生在今天，未必是什么“香江才子”，而可能是互联网大神。时代造就了他们，你却万万莫以为能复制他们。
感恩公屋。
这是我的出公屋记，一个典型而土气的香江励志故事。